外贸冲击与结构调整下的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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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7-11 13:02

外贸冲击与结构调整下的中国经济

2018-07-12 11:10来源:中国经济报告贸易摩擦/消费/汽车

原标题:外贸冲击与结构调整下的中国经济

【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在不会发生严重的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应该以短期的经济增长换取长期的结构调整。对此,一方面,政府需要进一步坚定立场,引导预期,切忌左右摇摆;另一方面,要优化企业的营商环境,按市场规则办事,政府要避免干预过多】

□苏剑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18年时间过半,对于上半年的中国经济形势可以从国际、国内两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来看。国际方面,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对当前以及今后的经济形势将产生较大影响;国内方面,消费结构变化越来越显著。

首先,国际贸易摩擦方面。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中国对外贸易风险也开始逐渐显露出来。贸易摩擦升级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必经的,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个赶超发展的大国,过去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国际产业链上的距离较大,中国主要生产中低端产品,而发达国家主要生产高端产品,二者是互补关系;即使在存在竞争的领域,也由于双方差距过大,对外并不构成威胁与压力。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体量的变大,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上的位置迅速上升,跟发达国家的距离迅速拉近,过去的互补关系已经逐步转变为潜在的竞争关系;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地位的上升、在国际市场上话语权的增加,已经使得部分发达国家产生了危机感。关系与角色的转变,使得贸易上的摩擦变成了一种必然走势。

因此,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当前的贸易摩擦是必然趋势,即便没有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也会与其他国家之间产生贸易摩擦问题,尤其是与发达国家。这是由双方关系与角色转变所决定的。

其次,国内消费结构变化方面。2017年年初以来,国内消费结构出现变化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一方面,这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消费结构的变化,对当前的短期消费起到了带动作用,消费需求的增长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外需缺口。

货币方面,2018年1-5月新增居民短期人民币贷款累计同比多增1711亿元。价格方面,1-5月份CPI同比增长2.0%,居民消费价格增速温和上涨。其中,食品价格增速依旧相对较低;受服务价格增速下滑影响,非食品价格增速低于2017年同期0.1个百分点,但经测算,非食品中的消费品价格增速却出现了0.5个百分点左右的上涨。消费方面,2018年上半年,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化妆品类、日用品类以及汽车类消费额增速,均较2017年同期显著上涨。另外,1-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同比上涨2.6个百分点,这主要来自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和第三产业用电的贡献。以上经济指标在2018年的变化反映出当前居民消费的活跃,消费结构的变化越来越显著。消费结构的变化体现在高质量、包含服务的消费占总消费比重的增长。我们认为,网络消费本身是包含网络服务的消费。2018年1-5月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2015年的10.8%上涨到当前的16.6%。

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得益于科技的进步,支付宝、京东等平台使得支付方式更加便捷的同时,还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消费选择,科技进步对消费的刺激是个长期影响因素;另一方面得益于长期资本积累、经济的发展、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也是长期影响因素。居民消费结构的持续变化,直接反映了消费需求的变化,对未来经济的走势及政策的调整将产生长期、短期的影响。

比如当前随着总收入的增加,居民对汽车的消费需求是在增长的。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家用汽车的拥有辆已从2000年的0.5辆增长到2016年的35.5辆。汽车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带动了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在2018年表现得尤为显著。2018年1-5月份,汽车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速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呈现上涨态势,是高端制造业快速增长的表现之一,也是消费需求升级带动供给升级、投资结构变化的表现之一。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潜在风险

虽然当前消费结构变化迹象显著,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增强,但综合近期国内外经济形势来看,经济下行压力不减,潜在风险增加。

第一,外贸摩擦引致的经济下行风险。世界贸易摩擦不仅发生于中美之间,还发生于中欧、中日、欧美、美日等之间。由于近年来科技进步的相对停滞,并未产生实质性、颠覆性的科技进步,并未创造出新的需求,进而导致各国在原有的需求市场上相互争夺,导致摩擦不断。由于科技革命的不可预测性,对于国际贸易摩擦问题应该持有长期的、可能愈演愈烈的准备。

随着国际贸易摩擦的全球化、常态化,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贸易摩擦对经济的传导途径是多方面的,可能通过资本市场的波动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也可能由于能源等大宗商品的贸易障碍,通过价格波动来影响国内经济增长,等等。虽然其传导途径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贸易摩擦给世界各国带来的是人为障碍,是生产、消费成本的增加,其对经济的影响是负面的,增加了经济的下行风险。

第二,价格风险。虽然当前CPI同比增速相对较低,但我们还是认为价格风险不容忽视,尤其是在当前国际贸易形势紧张的情况下。理由有以下三点。

其一,国际贸易摩擦对价格的影响。一方面,国际贸易的紧张形势,导致贸易成本的增加,最终将体现在终端消费的价格上。受各种贸易壁垒的影响,长期以来的贸易平衡关系将会被打乱,在供求双方重新寻找、配对的过程中,势必导致短期价格因供需不匹配而产生大幅波动。虽然当前国际原油仍处于供给大于需求的状态,但是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需要警惕贸易风险产生对国内石油供给的冲击。

其二,贸易摩擦问题可能导致为了“稳增长”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当前状况来看,之所以没有发生全面明显的价格大幅上涨状况,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当前稳中偏紧的货币政策。2017年以来,广义货币(M2)同比增速一直保持在“1”位数的区间之内,5月份M2为174.3万亿元,同比增长8.3%,继续低位运行。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有资金流向问题。无论是因为外贸摩擦升级而引发的宽松货币政策,还是因为调结构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经营氛围而构造适度宽松的货币环境,资金流向问题都需要引起关注。“广场协议”后日本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并未使得实体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反而催育了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与企业创新相比,投资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风险小、利润高,是资金的自然流动方向。这就需要时刻关注释放资金的流动方向,防止其大规模的流向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引发潜在的泡沫破裂风险。

其三,环境问题导致的价格上涨。2017年下半年,环保趋严导致了钢铁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拉高了2017年PPI同比增速。虽然当前的错峰生产,部分缓解了因短期供给大幅收缩而引发价格波动的问题,但这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从全年来看,整体依然是供给收缩。正如我们所发现的,2018年年初以来,钢铁、煤炭、水泥等价格增速一直是上涨的。从今年的状况来看,非金属矿物制品及相关商品价格或将显著上涨。

从国际惯例来看,英国、美国在环境治理期间,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短期滞胀现象。“稳增长”与环境保护问题,就像鱼与熊掌的关系,需要取舍。其实在2017年下半年,环保趋严就已经导致了轻微滞胀迹象的出现。2017年三、四季度GDP同比增速均为6.8%,较一、二季度下滑0.1个百分点。同时,我们以两年均值的方式简单剔除基数效应后测算发现,PPI累计同比增速是持续上涨的,2017年剔除基数效应后的PPI同比增长2.5%,高于2017年上半年1.1个百分点。可见,2017年下半年确实存在轻微的滞胀现象。对于通胀问题,很多人主要关注的是CPI同比增速的变化,但PPI增速的上涨是会向CPI传导的。

下半年中国经济形势预判

综合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与政策,笔者对于下半年的经济动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观点。

首先,对于“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和政策调控的理解。随着国际贸易不确定性的增加,“稳增长”在经济调控中的权重也在增加。关于三者之间关系,“稳”字当头,“防风险”是目的,在确保不会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才是“调结构”。尤其是在外部风险加大的情况下,一切要以“稳”为主,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是一切调控的基础。因为上半年贸易摩擦的负面效应还未开始显现,所以当前经济运行仍然总体平稳可控。但随着各项提高关税政策的正式实施,如果仍按贸易摩擦以前的政策调控经济,经济形势会出现很大逆转。

比如,对2017年以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在经济形势变化时就要作出适当调整。从2016年开始,房价从一、二线城市开始上涨,到了2017年开始向三、四线城市蔓延,此时各地相继出台各种严厉的限贷、限购政策,这是相合时宜的。当前,外部风险加剧,内部调结构与稳增长又存在一定的取舍关系。此时房地产市场也需要一个“稳”字,也就是要防止房地产市场的大起大落。因此,对于2017年以来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需要作出适当调整,至少调控力度要适度改变。

其次,在“调结构”方面,从当前状况看,经济结构确实存在明显的变化迹象,存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与方向。另外,从消费结构、工业结构的变化来看,经济结构的变化有望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政策倾向方面,应该更加注重改善企业的营商环境。从近期公布的数据来看,经济整体运行平稳可控,调结构继续,稳中偏松的货币环境更适于企业发展。

最后,对下半年中国经济走势的研判:经济存在下行压力,价格存在上涨压力,也就是存在“滞胀”风险。进入下半年,随着外贸订单的收缩以及高端商品引进对国内企业形成短期冲击,供给、需求端都存在显著下滑的压力,经济下行风险加大。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在不会发生严重系统风险的情况下,应该以短期的经济增长换取长期的结构调整。对此,一方面,政府需要进一步坚定立场,引导预期,切忌左右摇摆;另一方面,优化企业的营商环境,按市场规则办事,政府不要干预过多。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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